現行刑法規定的死刑適用條件是“罪行極其嚴重”。一般認為，判斷一個罪行極其嚴重，應從客觀危害性和主觀惡性兩個方面來把握。但從犯罪的本義來看，是指客觀上的危害行為。上海法律咨詢為您講講有關的一些情況。

　　因此，筆者認為，現行刑法中對極其嚴重犯罪的表述不如1979年刑法中的表述恰當。大罪即罪重，惡極即罪深不改。罪大惡極的表述更有利于體現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對于大多數故意殺人罪的死刑案件，客觀危害是相似的，更應該關注主觀惡性方面，才能正確判斷死刑的執行方式。只有那些罪行和罪惡達到了極端程度的人才屬于必須殺死的對象。

　　被告人的一致行為是判斷主觀惡性程度的一個重要方面。表現一致性好，說明其主觀惡性程度不深，再犯的可能性小。在徐一案中，徐不僅在犯罪前沒有犯罪記錄，而且在紡織行業和公司員工中有著善良和關懷的良好聲譽。

　　所以事件發生后，我們同時震驚，一個接一個地去幫助10個，雖然沒有幫助。根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被告的能力和犯罪前的貢獻不是量刑時要考慮的因素。徐建平是科學家，從愛才的角度呼吁不要殺人是站不住腳的，畢竟仁慈必須在法律之內，而不是在法律之外。

　　當然，這里的法律不僅僅局限于法律，還有法律的精神。被告人的犯罪后供款，如許建平羈押期間的三項發明，即使不構成立功(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不構成立功) ，初步審查合格，也可以反映其心理寬大的積極性，從而解釋其主觀罪惡不深。自由進行裁量的限度：酌定情節必須法定化。

　　刑事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這是在保障一般正義的前提下，需要確保個別案件的正義性。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立即執行不是適用死刑緩期執行的一個條件，這給了法官太多的自由裁量空間。死緩雖然被稱為死刑，但立即執行死緩卻是生死的雙重天堂。

　　就人們的刑法素養而言，一方面，刑法中有很多自然罪犯，即從古至今，大家都認為這是一種犯罪行為，如謀殺、故意傷害、盜竊、詐騙等，這些都是典型的自然罪犯。對于這些行為，任何人都能意識到其行為的危害。所以，“不要對別人做你不想對自己做的事情”，我們生活在社會中，我們的權利受到保護，當然，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傷害別人，這是人們應該具備的反自然犯罪的素質。

　　在審查我國的謀殺罪立法時，缺乏執行死刑的明確自由裁量標準。為此，我們建議在適用緩刑方法的法定情況下，應規定上述若干酌情決定的情況，例如受害人有過失或直接導致罪行、被告人已取得受害人的諒解、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唯一第一級受養人或年長父母的唯一第一級受養人，而刑法已訂明這些情況是法官適用緩刑死刑緩期執行時應予以適當考慮的因素。

　　由于徐家有幾人患有精神病，案發后，有人回憶的怪異言行，懷疑徐有精神病，但浙江省精神衛生研究所分析，其犯罪行為系飲酒后長期心理壓抑和刺激所致。整個作案過程很清楚，是生理激情下的犯罪。

　　這里規定的是生理激情殺人，被告仍具有認知能力，但控制能力嚴重削弱甚至喪失。如病態激情，則完全喪失認知和控制能力，精神病患者，無責任心。這里所說的受害方，包括犯罪行為直接受害人的親屬。

　　熟悉徐建平的10人表示: 聽說他們婚姻不和，但從未想過會有這樣的結果。徐建平的死與他一貫的表現和良好的品行不相稱。

　　上海法律咨詢了解到，請愿書由徐簽署，他是國有的紹興電器廠的老同事，也是徐在廣播電視大學的同學，除了受害者的家人丁和認識或不認識徐的紹興公民，他們都是該公司的員工，而且該公司與客戶、一些專家和學者有業務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