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訴訟律師解答被刑訊逼供以后我們應該怎么做

　　一、刑訊逼供罪的立案偵查部門是哪個?

　　刑訊逼供由檢察院立案偵查。刑訊逼供主要適用于國家工作人員，通常出現于審訊過程中。

　　1、刑訊逼供過程中致人死亡的，屬于故意殺人行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因為刑訊逼供致人死亡，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客觀特征，行為人具有故意犯罪，至少是間接故意犯罪的主觀意圖，故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應當適用故意殺人罪。

　　2、可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刑法規定有從重處罰的情節，故對司法工作人員的刑訊逼供犯罪行為，從重處罰。《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罪】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罪】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二、刑訊逼供的證明

　　(一)證明標準

　　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對刑訊逼供的手段、方法、后果的證明，達到排他性的程度，對犯罪嫌疑人意圖逼取口供的證明，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現有證據能夠形成鎖鏈。

　　(二)舉證責任

　　在刑訊逼供案件中，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當“被害人”、證人提供初步的證據后，公安機關應當對訊問行為的合法性、客觀性承擔舉證責任，否則，推定他們受到刑訊逼供。

　　(三)對犯罪主體的證明

　　1、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證明

　　證明刑事責任年齡的證據主要有戶籍證明、身份證等，只要以上有一證據查證屬實，即可證明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年齡。

　　2、對刑事責任能力的證明

　　只要犯罪嫌疑人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就認為其具有刑事責任能力。

　　3、對涉案民警身份的證明

　　證明涉案民警身份的證據主要是工作證、警官證、任命書、證人證言，只要以上有一證據查證屬實，即可證明涉案民警的身份。

　　(四)對犯罪主客觀方面的證明

　　證明犯罪主客觀方面的方法主要是勘驗檢查、調取監控資料、扣押書證、物證、鑒定、詢問被害人、訊問涉案民警、推定等。

　　1、勘驗檢查

　　(1)對訊問現場勘驗檢查，以證明是否安裝錄音錄像設備，錄音錄像設備是否正常使用;

　　(2)對訊問現場勘驗檢查，以證明是否存在與審訊無關的物品，扣押可能用來刑訊逼供的物品，如，啤酒瓶、鞭炮、老式電話機等。

　　2、扣押書證、物證

　　(1)扣押涉案民警的通信工具、調取通話清單、短信，以證明其如何掩蓋罪行;

　　(2)扣押審訊現場中可能被用于刑訊逼供的物品，如，啤酒瓶、老式電話機、辣椒水等物品，以證明犯罪手段;

　　(3)扣押犯罪嫌疑人進出看守所的體檢證明，以證明其身體是否健康;

　　(4)調取審訊筆錄，以查證審訊的持續時間、地點、參與人、筆錄是否完整、有無涂改、當事人是否簽字等情況，以證明訊問是否合法。

　　3、調取監控資料

　　(1)不少地方的公安機關規定在大要案中，訊問時必須錄音錄像，但偵查人員往往以各種理由不提供錄音錄像。所以，在必須錄音錄像的案件中，如果偵查機關不能提供完整的錄音錄像，推定存在刑訊逼供;

　　(2)調取犯罪嫌疑人進出看守所的監控資料，通過前后對比，以證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刑訊逼供。

        被刑訊逼供的案例

　　我國的法治建設可以說是從無到有的，過去沒有任何的法律制度對公檢法機關的辦案權進行約束，也確實存在著部分刑訊逼供的案例。而現在，每一個訊問室都配備的有監控錄像，工作人員如果刑訊逼供的話，不僅會導致偵查工作的中斷，刑訊逼供的這種行為本來就是犯罪的。

　　7月22日，昆明官渡區法院公開審理了一起刑訊逼供案，涉案人是官渡公安分局官渡派出所原代所長唐蕾。2018年11月，官渡派出所在抓獲涉嫌搶劫的團伙成員胡某后，時任派出所代所長的唐蕾，僅因嫌疑人額頭上繡有“天眼”紋身，便認為其涉嫌幫派。后胡某否認，卻被唐蕾用警用橡膠棍毆打雙腿，導致輕傷二級。

　　案件的離奇讓人質疑。僅因為嫌疑人額頭文有“天眼”文身，民警就對其大打出手，實施刑訊逼供，這種行為不僅嚴重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也侵害了嫌疑人權利，違背了法治精神和社會文明。

　　我國多條法規明確規定禁止刑訊逼供，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仍然經常發生，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一些人在審訊過程中，急于求成，立功心切，追求政績，導致不擇手段。另一方面是一些執法者法制意識淡漠，法制素養缺失，缺乏對法制的敬畏，知法犯法，意圖采取暴力手段獲得證據。殊不知，這種依靠刑訊逼供獲得的證據，不僅真實性存疑，也違反了相關規定。

　　本次事件就是這樣。發現“天眼”紋身，將其作為重點審訊對象，進行深入挖掘和調查訊問，并無不可，也是執法敏感性的體現，是負責任的做法，可是，調查和審訊卻建立在刑訊逼供的基礎上，缺乏對嫌疑人基本的尊重，將違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正常訴求拋諸腦后。筆者認為，類似的審訊需要注重方法和技巧，可以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采取措施進行審訊，通過多種教育、感化等多種合法手段，讓犯罪嫌疑人主動交代違法犯罪行為，這樣才符合法制要求，怎能刑訊逼供，屈打成招？

　　刑訊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權的產物，與現代法治文明和法制精神格格不入，必須加以預防和遏制。一方面，提升審訊人員法制意識和文明素養，增強審訊技能，確保審訊的合法性和文明性；建立預防機制，從制度上和機制上消滅滋生刑訊逼供的土壤和環境。嚴格落實審訊規定，嚴格審訊程序，建立監控機制，實施審訊全程監控制度化，對訊問過程實行全程錄音、錄像，確保審訊程序合法，過程透明，防止辦案人員刑訊逼供。確保口供真實，經得起法律檢驗。

　　另一方面，實施刑訊逼供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具體而言，就是明確刑訊逼供獲取的有關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消除刑訊逼供的動機。面對刑訊逼供的指控，明確辦案人員應當承擔的舉證責任，以證明自己審訊合法。以此倒逼辦案人員主動接受監督，遏制刑訊逼供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