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最后的日子心理變化非常明顯，從一審被判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跨度大多一年左右。上海刑事律所生命將要或已經進入倒計時的死刑犯，在經歷了哭鬧和情緒崩潰，當對死刑的抵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后，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復復直到想通，最后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

　　監管死囚監舍多年，趙亮目睹了太多死刑犯最后的人生時刻。他說，犯罪嫌疑人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后，無論上訴與否，從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調換到死囚中。

　　情緒的波動是難免的。“宣判后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難正常作息，哭鬧是常有的事，面對生死大關，人難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潰。”趙亮說，“哭鬧、崩潰、平復、懺悔、面對，幾種情緒周期性連續出現。最終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復核下來時，又開始變化，這是人求生的本能。”

　　等待“執行”是種煎熬，和民警聊天緩解壓力

　　趙亮說，終審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稱為待決死刑犯，會加上更重的腳鐐械具，行走要手提著才可以挪動，走路時聲音很大。

　　對死囚的監管工作主要分為三塊內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緒崩潰發生意外；二是對死刑犯做針對性教育，使其逐漸接受極刑懲處這個結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對罪行面對現實；三是保護死刑犯合法權益，并接受死刑犯的舉報和申辯。

　　“終審回來頭兩天晚上，多數人會坐在那里仰頭空想，唉聲嘆氣或是小聲地哭。”趙亮說，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幾天里都會被安排吃病號飯，一般是雞蛋和面條，有時會有肉菜，“這時很少有人去打擾，這個心理大關必須要死刑犯自己熬過去。”

　　一般要經過一周多的“折騰”，大多數死刑犯的情緒會漸漸平復，開始向別人打聽什么時候執行，“有時也問我們，一般都說一年多。”趙亮說，“其實，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會被執行，這是一種煎熬。”

　　等待執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離監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決死刑犯之間的主要接觸。

　　“死刑犯對死刑的抵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后，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復復直到想通了，要為自己的罪行接受極刑懲處，最后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趙亮說，這時，很多待決死刑犯會聊到自己的人生經歷，更會總結出自己走錯那幾步的前前后后。

　　幾乎所有待決死刑犯都會在這時袒露心扉，畢竟來日無多，能有人傾聽也是一種壓力緩解。
 

　　寫遺書很費時間，有人寫幾個月，有人會寫一年

　　在監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斗爭后，一般會悔過，也會對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覺得是因為自己的罪惡才讓別人的人生和家庭發生了改變。“這時候大多懺悔是真誠的，等到要死時，死刑犯一般會將心比心地想，人家連認識都不認識就被殺了，這個事到哪兒都說不通。”

　　趙亮接觸過的許多搶劫殺人犯，幾乎都不認識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會主動要紙筆寫遺書。因監管需要，大多數情況下，會由輕罪在押人員協助書寫，死刑犯只需口述。寫遺書很費時間，有的人甚至會寫一年，有的人則是斷斷續續地寫幾個月。趙亮和同事偶爾會遇到不寫遺書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趙亮說。

　　在死刑犯的遺書中，最常出現的句子是“別走我這樣的路”、“對××（受害者家屬）說對不起，我錯了”。

　　無論是連環殺人犯還是其他暴力犯罪，對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這樣的告誡，有些人還要求監管民警或法官給受害人家屬捎話贖罪。

　　對于自己被終止的人生，大多數犯人會用很多字來記錄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幾步人生階段做細致的解釋。

　　趙亮覺得，其實，“如果沒有犯罪，他們都是普通人，也有過努力和奮斗，只是虛榮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錯。”在許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于常人的虛榮心和爭強好勝，表現得更明顯。
 

　　最后三天道別多，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

　　趙亮說，當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執行復核通知抵達后，原審中院法官會提死刑犯簽收。

　　“這時，死刑犯會有新一輪情緒變化，回死囚監舍路上幾乎都不說話。進了監舍，其他在押人員會問是不是見法官了？”趙亮說，在押人員一般都對死刑復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員的口口相傳，讓很多執行細節被熟悉。

　　一般情況下，得到死刑復核通知的死刑犯會經過一個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復常態。因為同屋的人會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則會把自己所有物品清點一番，除了留給家屬的遺物，臉盆、衣服之類會分給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會得到看起來好一些的物品。

　　“這時候，監室內的氣氛通常會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死刑犯這時顯得很放松，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而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回，至少嘴上這樣說。”

　　最后一頓飯，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輕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臨刑前一天，尤其是會見家屬后，死刑犯很少有睡覺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個下午，大多數死刑犯會喊幾次報告，想見一下熟悉的監管干警和看守所負責人，說的都是些感謝的話語，并行禮，感謝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顧。因為平時，一些死刑犯家屬遇到困難，看守所民警會趕去家訪，并會同當地的職能部門交涉維權或協助處理。

　　“在一起時間太長，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領導不會待很長時間，安撫過后會向死刑犯詢問最后的愿望，對一些不出格的要求，會盡量滿足。”趙亮說。

　　趙亮曾幾次開車出去買死刑犯的最后一頓飯，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饃或者餃子，有的則是想吃一頓炒菜，有年輕的則想吃一頓“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見的，即使是香煙，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會被滿足。趙亮很少見到有把飯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動幾筷子，說聲“飽了”就作罷。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會洗澡梳頭，同屋的會幫著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妝。

　　“死刑執行復核下來三天時間里，他們一般比較忙，這樣也好，能沖淡恐懼心理。”隨著臨刑日期臨近，監管民警的神經也緊繃起來。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腳鐐，移交給執行的法警，任務才算結束。

　　他們大多有被溺愛的童年，遇事應多問父母，少請教“兄弟”

　　趙亮長期接觸和關注死刑犯。面對記者，他說：“你們很多媒體關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標簽化、臉譜化。他是犯罪了，十惡不赦，可背后，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掙扎，也有兒女情長。或許，他的生活里95%的時間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現了偏差，嚴重犯罪最后判死刑。”

　　長期的工作經歷中，趙亮發現，死刑犯們大多有過被溺愛的童年。“小時候有錯誤，家人就護著寵著，年齡越大錯誤越大，最后誰也收不住。”對于獨生子女教育，趙亮也說不清溺愛的界線，只是建議家長守住樸素的社會道理底線，“對成年人來說，是對還是錯，要區分起來并不難。”

　　他建議，社會個體在遭遇沖突困惑時，最好問問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輕人卻愿意相信所謂的“兄弟”，“那都是電影里的橋段，問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會用命來保護孩子。”

　　在趙亮監管過的死刑犯中，絕大多數人在臨刑前會告誡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趙亮和同事有時談論起某個死刑犯時，最終都會說成一個悲劇故事。

　　“幾乎沒有誰天生就是殺人惡魔，家庭環境和生存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很深遠。不過，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復雜的社會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圍的現實很糟糕，出了事也沒有地方說理，化解不了，最后疙瘩越來越大，成了嚴重暴力犯罪。”

　　上海刑事律所也有同感，他覺得現在社會里維權成本太高，結果導致一些矛盾以連續悲劇出現，可是很快又被遺忘。

　　他們都建議能有更多社會學者關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會因素，“現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樣，是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現了一些狀況，要給社會吃藥，才是最大限度減少死刑犯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