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傳媒業的發展與內地不相上下，傳媒違規現象層出不窮。然而，《誹謗條例》中的刑事誹謗規定和相關判例僅指向故意破壞社會穩定、威脅公共秩序的誹謗行為，實踐中幾乎沒有任何判例。嘉定律師下面為您講講其中的問題。

　　在美國等發達國家，誹謗個人等侵犯言論自由的輕微跨境行為被合法化，只有嚴重濫用言論自由， 如網上暴力，已被定罪。如前所述，互聯網在新媒體中的匿名性機制為言論表達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間，但也是許多濫用媒體自由的工具。

　　面對日益嚴重的網絡暴力，實名制于2007年正式引入，旨在凈化網絡文化，但實施五年后，由于“言論自由限制”，被韓國憲法法院裁定違憲甚至廢除。自由與秩序的重要性是現代國家無法回避的永恒命題，也是信息革命背景下一個嶄新的時代課題。

　　博登海默曾說過：“如果自由不受限制，那么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濫用自由的潛在受害者。” 自由思想家哈耶克也說過，“自由只能相對實現，社會秩序以規則為基礎，個人自由也以普通法為基礎，自由就是法律下的自由。”

　　然而，在以官本位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意識形態和當前“穩定至上”的社會環境中，言論自由乃至公民人身權利是權利沖突中最脆弱、最受壓抑的一方。雖然社會秩序的穩定關系到公共生活的穩定和安寧，“任何言論和意見的壓制都不可避免地會損害整個社會的深度和基礎”。

　　面對最根本的、古老的言論自由權,在采用最嚴厲的規制手段、刑法時,必須把握合理干預的原則,不能簡單、粗略地“跨越全線”。否則，在遏制對新聞自由的刑事濫用的同時，許多在合理容忍范圍內的表達將被歪曲。

　　立法的精確和完善是對于企業濫用網絡媒體可以自由主義行為科學理性回應和適度介入的重要基礎前提。只有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真正需要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如前文所述，目前隨著我國政府關于教育媒體信息自由市場行為的刑事責任立法，存在著巨大打擊目標對象更加精確者覆蓋面不完善、覆蓋面越來越廣泛者適用技術條件不精確的不足之處。

　　立法本來我們就有一個調整范圍上的滯后性，面對管理信息化劇變的時代文化背景，其力不從心的弊端更被放大。針對這些具體實際問題已經出臺相關司法解釋雖是一條修正立法滯后性的補救之道，也是人們對于經濟立法漫長準備周期“遠水救不了近火”的一種變通解決生活之道，但從長遠看來其終究不能只是為了一條短距離的“補給線”，況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絕非妥善的應對方式方法。

　　刑法是具有一定穩定性的規范會計準則，而非臨危受命的“蹩腳郎中”，在現行法律體系建設確實無法容納新興金融犯罪心理問題的情況下，強行生搬硬套將其解釋就是其中，未能得到真正以法服人的同時，還會影響對于他們原本刑法規范性和穩定性從而產生學習進一步的傷害。

　　況且將鏡頭拉遠，我國的刑法評價體系不僅在應對這一新興教學媒體犯罪主要問題設計方面還是存在很多不足，關于民族傳統新聞媒體之間自由、言論自由失范行為的規制政策本身就存在以下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如：煽動性言論的入罪門檻過低、誹謗罪構成形式要件過于粗略、言論自由容許范圍不明確等等。

　　以誹謗罪為例，我國現代刑法中對于誹謗罪的具體規定是：以暴力事件或者選擇其他處理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服務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較為嚴重的。誹謗罪除嚴重污染危害人類社會政治秩序和國家安全利益外，都屬于自訴案件。

　　嘉定律師認為，我國成為臺灣部分地區提供關于誹謗罪的規定是：意圖散布于眾而指責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加重處罰；對于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于私德而與公共部門利益關系無關者，不在此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