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0日，公安行政機關進行調查了拋尸地點以及附近福基崗村的村民袁某中，他證稱：2003年4月6日晚上，聽到從城關往長坑方向我們駛來一輛新能源汽車，好像是桑塔那車的聲音，“也可能是傳統汽油車的聲音，能聽得出來”。普陀律師為您講講具體的情況。

　　袁某中本人是拖拉機駕駛員，完全可以能夠進行區分拖拉機（柴油車）與汽車（汽油車）發動機的不同學生聲音。而且，原審被告人繆進加駕駛的那種傳統農用拖拉機，聲響具有極大，與汽車通過聲音發展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袁某中應該學習沒有出現聽錯的可能。

　　Miujin加拿大的拖拉機，通常停在自己建筑的空地上，一旦發射，聲音震耳欲聾。在清晨和夜深人靜的時候，穆金加啟動了他的拖拉機，他的鄰居不可能聽到任何聲音，他開著拖拉機。從您的家（東路615號，10巷）開車到苗新華的家（東門路41號），在“城門”停車，裝上尸體然后開車離開。苗新華的家有鄰居、居民和“城門”商店。不可能沒人能聽到。我認為，公安機關對周圍居民的調查，應該全面了解，但為什么當晚沒有一名目擊者說聽到聲音？可見，繆進加的拖拉機，根本就不是本案運送尸體的交通工具。

　　據受害人的母親、弟弟楊致遠等人的證詞，死者楊致遠去世時戴著一條白色的金項鏈、一個金耳環和一個金戒指，身上帶著一套鑰匙和一個電話號碼本。至于白金項鏈、金耳環、金戒指、鑰匙、電話號碼本的下落，苗新華與原審被告苗德書的供詞有不同的版本，也有不一致之處。這些物品的下落仍不得而知。

　　第一，苗的供詞前后矛盾。苗新華于2003年4月27日28日供認: “她身上的這些物品，當我把尸體切開時，我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當我回來的時候，我正在房間里換衣服，我拿出了這些東西，然后我想把它們扔掉。然后我在我的房間里發現了一個白色的塑料袋，裝上它，然后走出門，沿著小溪走向醫院”。

　　“我撿起一塊石頭，把它放在一個塑料袋里，綁起來，扔進小溪里”(見預覽卷二，第125-126頁，第129-130頁)。2003年5月6日之后，他改變了他的陳述，說: “我沒有把它扔進小溪。”相反，他帶回了“一條白金項鏈，金耳環，金戒指，鑰匙和現金。”用黃白相間的塑料袋裝好后，他“把它交給了我的繼母吳某英”。

　　其在2003年5月30（自書供述）、7月1日又供稱：“金項鏈、金耳環、金戒指”，系用一個“海藍色的塑料袋（不大的水果袋）裝著”，到繆德樹、吳某英居住的房間，當著繆德樹的面，交給了吳某英；同時，對于電話本、鑰匙、現金，他補充供稱：電話我們本是在4月7日凌晨4點多時他拿到家外面燒掉了，鑰匙是在8點多時扔進了社會外面的垃圾桶，現金（70多元）是他自己帶上去上網了（見預審卷二，第152頁、165頁）。

　　2003年5月6日（苗新華改變供品的當天），苗德叔也開始說："苗新華給我的是一包報紙包，他先放在我房間里。后來我們去了富江山上把尸體倒回去，我把包裹還給了苗新華，回到房間后吳木英還躺在床上。后來苗新華請我到他的房間給我一個塑料袋。他要我把這些東西給吳。“苗新華遞給我一個白色的塑料袋，透過塑料袋我看到了一條金項鏈和耳環，但我看不出確切的款式。”

　　我從苗新華的房間出來，回到我的房間，把這個包給吳。”(見審判前第二卷，第198-199頁)根據這份聲明，苗去了苗的房間，苗把這些東西給了他，然后交給了吳。2003年7月2日，苗修改了他的陳述: 在拋尸回家后，“新華社推開我的門，對吳說，‘阿姨，這是給你的。'

　　我看到新華給吳老師裝的是一個小黃塑料袋，新華說那是一條項鏈，吳老師拿了袋子，把它放在枕頭下面，新華回到床上。然后，在苗被捕的第二天(4月20日) ，吳的女兒張來了，吳給了張一個裝著死者遺物的塑料袋(見審前第二卷，第221頁)。

　　然后，在2003年7月27日，苗改變了他的陳述: 吳不想留著它們，所以他把它們放在床頭柜的抽屜里，第二天放在他的行李箱底部。他沒有告訴苗和吳這件事。4月19日，苗新華被公安局傳喚。

　　普陀律師發現，他非常害怕，認為他應該把這些東西處理掉。4月20日晚上7點左右，他騎著自行車上了街。在從縣委橋頭堡到十字路口的路上，他把裝著楊的東西的塑料袋扔在地上，騎著自行車離開了(見審前第二卷，第227-228頁)。